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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辩护词

来源:老马说法  上传时间:2018-08-15  浏览次数: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受李某琴委托,指派律师马伟、叶珊担任潘某某涉嫌非法拘禁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的辩护律师。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涉嫌的各项罪名及针对被告人量刑、处罚提出如下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潘某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检方指控潘某某构成寻衅滋事罪,是基于6个事件。下面分别对该6个事件作出分析。

(一)对于检方指控的第一个事件——新郑龙湖收车事件。

1、从行为人行为性质及造成的后果来看,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

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在该事件中,行为人主观上并非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而是为了收回公司所有的车辆;且行为人即使是因为债务纠纷,暂且不论是否有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其也不符合“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这一条件,因此该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寻衅滋事,

其次,达不到“情节恶劣”的程度。

根据法律规定,“情节恶劣”需要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在该事件中,有可能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只有“二人以上轻微伤”和“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情节。

对于三个轻微伤的鉴定意见,辩护人有异议。三人的鉴定均是在案发两日后作出的,不是当天做出的,辩护人对伤情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

王某的鉴定书中,陈述为:“检查所见:颈部片状皮肤肿胀。分析说明:王某上述损伤存在。参照两院三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5.5C条之规定,鉴定为轻微伤”。但是根据该条款,需“颈部挫伤面积2.0平方厘米以上”才能达到轻微伤程度。该鉴定上检查所见中并未明确写明有挫伤,且挫伤面积在2.0平方厘米以上;

李某的鉴定书中,陈述为:“颈部条状表皮剥脱。分析说明:王某上述损伤存在。参照两院三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5.5d条之规定,鉴定为轻微伤”但是根据该条款,需“颈部划伤长度5.0厘米以上”才能达到轻微伤程度。该鉴定上检查所见中并未明确写明颈部系划伤,且长度在5厘米以上。

沙某振的鉴定书中,陈述为:“右手掌一皮肤缝合创口长1.5CM。分析说明:参照两院三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10.5b条之规定,鉴定为轻微伤。”该鉴定中并未说明伤是刀划伤的。

三人的照片也不能清晰地看出划伤长度。

因此,辩护人认为,王某、李某、沙某振的伤情与本案无关,且王某、李某二人损伤程度也达不到轻微伤的程度。故该事件未达到“二人以上轻微伤”这一“情节恶劣”的后果。

关于“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这一情节,在起诉书中检方控诉潘某某伙同他人“持械”收走车辆。“持凶器”和“持械”是不同的概念。凶器应指枪支、管制刀具等对人体有较大杀伤力的器具,且如果行为人携带上述器械以外的其他器具,如棍、棒等生活中常见的器具随意殴打他人,则要根据案情及是否造成伤害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用这些器具直接殴打被害人并造成被害人一定的伤害,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些器具为凶器。如果行为人虽持这些器具,但是没有直接打击被害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行为人持凶器。而在本事件中,检方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携带了枪支、管制刀具等,部分不确凿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携带了棍棒,但是携带的目的并非为了随意殴打他人(下面会有详细分析)。因此,辩护人认为并不存在行为人“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这一情节。

2、从检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潘某某伙同他人到新郑收走车辆。

检方据以指认潘某某伙同他人到德顺公司参与暴力收车的证据,只有同案犯朱某纪、席某林、朱某涛的供述。

朱某纪称是潘某某、张某涛和翟某楠三人打朱某纪的电话让晚上去收车,带领朱某纪去收车的是张某涛,潘某某在郑州指挥。该供述仅仅是同案犯的言辞证据,检方没有提供更为客观的证据如当天通话记录等予以佐证,不能据此证明潘某某参与了该事件。且该供述反而证明,当晚收车时潘某某并未出现在新郑龙湖顺德公司。

席某林的供述中,称是张某涛打电话让去收车,而非潘某某打电话通知去收车。且一起去收车的人,是潘某军叫的泰康年轻男子,并非潘某某召集的人。席某林称潘某某在家总指挥的供述,同样仅仅是同案犯的言辞证据,辩护意见同上。

朱某涛的供述中,称是潘某某和张某涛召集的人去收车,但其后又称“另外那些年轻男子都是潘某某和张某涛叫来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说明朱某涛该陈述是猜测性的,并非其亲眼所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其他辩护意见同上,不再赘述。

而衡某岗、翟某楠、潘某军的供述,均证明潘某某没有参与这件事。

翟某楠的陈述中,称翟某楠找了一个专门收车的人,叫“小东北”,和衡某岗等人一起去收的车,潘某某不知情。衡某岗的供述中,称当时和其联系的是电话13837151197的机主,后知道该男子叫冯某某,而非潘某某。

检方提供的证据中,没有受害人辨认出潘某某在现场的辨认笔录。且侦查机关在给衡某岗做笔录时,多次提到有通话记录能够证明在案发时潘某某与衡某岗之间通话频繁,但是该相对客观的证据,检方亦未能提供。

因此,从证据角度讲,辩护人认为,仅依据检方提供的同案犯的言辞证据不能证明潘某某参与了该事件。

3、检方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行为人有持凶器。

检方的证据中,除了被害人的陈述和沙某振的伤情被陈述为“刀划伤”之外,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携带了管制刀具。但是沙某振的伤情,仅仅是其口述为“刀划伤”,并没有鉴定报告、现场勘验照片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4、检方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行为人在收车过程中对员工进行殴打。

朱某纪、席某林、朱某涛、衡某岗等人的供述中,阐明准备的棍是为了吓唬对方的人,便于我们控制对方的人,且对方还手时能还击(及进行自卫),而非为了随意殴打他人。而被害人的陈述中,沙玉振的陈述为:“当时我正在给售后经理刘伟峰打电话,其中一名男子过来拿着砍刀指着我让我把手机交出来,他抢我手机的时候我反抗了一下,然后我的右手就被他的砍刀划伤了”。此处,暂且不论沙某振所述的“拿着砍刀”是真是假,就其致伤原因来看,是无意“划伤”,不是砍伤。即使因此致使沙玉振受伤,也不应当认定为是“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所致。对于黄俊称沙某振的手被刀砍流血了,并非其亲眼所见沙某振如何被砍伤,因此仅仅是一种猜测,不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且对于被害人称行为人携带刀具这一陈述,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同上一条。

综上,就该事件而言,对于检方指控的第一个事件——新郑龙湖收车事件,辩护人认为不应认定潘某某构成寻衅滋事罪。

(二)对于检方指控的第二个事件——宝沃店事件

关于潘某某是否参与该案,辩护人认为,检方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潘某某参与了该案,更不能证明是潘某某指使手下对宝沃汽车专卖店员工陈某龙等人实施殴打。

1、先不论该事件是否与潘某某有关联,仅就该事件本身而言,宝沃店的员工(以下简称受害人)对于该事件的发生应该负主要责任,奥迪车主一方不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

韩某祥的询问笔录中(2016728日,第一次补充侦查卷第80页):“车主没有挪车,上楼了。员工陈某龙开车过来被挡住了,按照车上留的电话给车主打电话,车主让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下来挪车,男子往后挪了一点,说,就这吧,不挪了。我和我们店里的其他几名店员赵某、谢俞看到了就出来和这名男子理论,陈某龙说,放着不行,你要不放在后面停车场,要不放在站牌旁边。(语气生硬、强势,且人多,对方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那名男子就是不挪车,这时从八方实业楼上陆陆续续下来了十几名男子,围着我们几个理论(只是“理论”,此时双方人数都比较多,且是受害人一方先聚集的人)。这时候我和陈某龙赵某、还有谢俞还有店里面其他几名员工(双方人数势均力敌)一致在和对方理论,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后来互骂起来,随后双方互相推搡(并非一方只有奥迪车主一方随意辱骂、殴打,是双方都有该行为)”(第81页)“这时我们追的途中我打了电话给我朋友让他们也赶过来(受害人方也在召集人聚集),大概追了500米左右,在消防队西侧,我们追上了其中一名男子,陈某龙将那名男子摁倒在地,拉着他的衣服绑在树上不让他走(该行为不仅限制人身自由,还带有侮辱情节。此时受害人方已经有数名人员,而奥迪车主方只有一名,且被追上,此时没有对受害人一方实施殴打行为,此时受害人一方完全可以不采取捆绑在树上的行为就能制止冲突的继续),这时候对方的那些人开车也回来了,这时候车上下来几名男子,让我们把他们的人放了,我们不放(此时奥迪车主一方并非来了就打人,还是先协商的,但是未协商成功),然后双方开始对骂起来,并互相推搡。这时开车的男子从车上拿了一个灭火器朝我胳膊砸了一下(拿非凶器的灭火器砸人,事出有因,可以算是正当防卫,此时该行为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之后对方准备走,赵某带着我们拦着车不让他走,这时一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和我们开始互相推搡,在推搡过程中赵某到了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一巴掌,最后在这名蓝色上衣男子的协助下,迈腾车跑了(①此时,蓝色上衣男子才出现,但没有任何特征能够指向该蓝色上衣男子是潘某某;②该男子出现,并未对受害人一方造成伤害,反而该男子被受害人一方打了一巴掌,该男子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过了一会儿赵某的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赶过来了,就和对方那几名男子交谈和解,我就打了110,不一会儿120赶到将我和陈某龙、还有对方的一名男子带到医院看病了。”

关于拦住120车不让走的情况,2017.9.7日,陈某龙陈述为:“当时120下来的人把我和吉祥往120车上送,他们的人(没有参与打的)就站在车前后,不让120走,让120先拉那个被我拽着虚脱的人,这个时候警察来了,把他们撵走了,120才开走,这时候又来了一辆120,把对方那个虚脱的男子也拉走了。”比2017.2.14日陈述的更细致,拦车的原因更详细,如果真有拦车一事,原因也应该以此为准。且根据该陈述可知,奥迪车主一方的人被受害人一方的人捆绑,已经达到虚脱的程度,奥迪车主一方救人心切,拿起灭火器砸人,并不属于随意无故殴打他人,不应以寻衅滋事论。

关于宝沃店的定性,不应认定为奥迪车主一方构成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应当是为了逞强、耍威风,无缘无故随意殴打他人,但是本案件中,很容易看出,是受害人一方先挑起的事端,不让奥迪车主停车,受害人纠结多人拦住奥迪车主不让他走,以强凌弱。后又在奥迪车主一方的人落单,已经不可能在对其造成威胁的情况下,受害人一方又电话召集多人,把落单的人绑在树上,不仅限制人身自由,同时也是一种侮辱行为,在被放下时,已经虚脱,甚至生命权受到威胁。因此,在该事件中,奥迪车主一方不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

2、检方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潘某某参与了该案,更不能证明是潘某某指使手下对宝沃汽车专卖店员工陈某龙等人实施殴打。

首先,该事件的证据,只有陈某龙、韩某祥、高某前、赵某、陈某龙、潘某威的陈述,陈某龙、韩某祥的辨认笔录,鉴定意见,关于未立案、只有医院诊断证明的情况说明。

其中,赵某的陈述中没有任何和潘某某有关的信息,陈某龙、韩某祥、高向34前在20172月的询问笔录中均非常一致地明确指出,指使手下将其打伤的男子,手腕上有纹身(陈某龙2017214日第三卷第41页、第43页的询问笔录、韩某祥2017214日第三卷第54页的询问笔录、高某前2017216日第三卷第62页、第63页询问笔录中均明确提及,指挥、领导的头目是一个穿着蓝色上衣、手臂、手腕上有纹身的男子)。但是在庭审过程中,潘某某出示了双手臂,清晰地展示了无论是手臂、手腕,还是手掌,均没有任何纹身。因此可知,潘某某并非被害人所指的“有纹身的指挥领导者”。

其次,潘某威的供述,从证据的合法性上,潘某威给的笔录和马瑞红的笔录上,侦查员签名冲突,两份笔录均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从内容上,潘某威的笔录明显可看出潘某威与潘某某矛盾很深,同时也看出,虽然其供述参与打架的是跟着潘某某的人,但是潘某某本人并未参与打架,也没有指挥,潘某某到达现场的时间节点,是民警到达现场、120急救车也到现场之时。因此,该证据应当可以证明潘某某并未指挥、指使手下打人。

第三,关于辨认笔录,事件是2016728日发生的,陈某龙、韩某祥的辨认笔录是201791日作出的,辨认笔录的作出时间,距离案发已经有一年多。潘某某在2016728日,在陈某龙把人绑到树上之后确实出现在现场,且到公安部门配合做笔录,陈某龙、韩某祥见过潘某某、对其长相有记忆也在情理之中。时间久远,陈某龙、韩某祥误把脑海中对潘某某的长相记忆与当时指挥者的记忆发生混淆也是正常的;而且因为其他原因,陈某龙、韩某祥虚假指认潘某某的可能性都是不能合理排除的。且在先的证言(2017.2.14日询问笔录)中,陈某龙已经提供虚假陈述,称手腕有纹身的领头人就是潘某某,所以辩护人认为,辨认笔录不具有客观性,不应当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使用。

故综合分析,对于该事件潘某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同时,陈某龙与韩某祥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陈述称潘某某是领头人,涉嫌诬告陷害,我方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的权利。

(三)对于检方指控的第三个事件——鹤壁收车事件。

1、从行为人行为性质及造成的后果来看,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理由同检方指控的第一个事件:行为人主观上并非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且行为人的行为,未经过“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这一先决条件,因此该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寻衅滋事。

适用的情节,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后果也无法构成。伤情是否构成轻微伤,应当经过法医专业的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明确显示达到“轻微伤”才可。对于伤情的医学诊断结论在并不等同于司法鉴定意见。该事件中,称张某亮所受损伤程度已构成轻微伤,但是辩护人未见到对其伤情的鉴定书,故对其伤情达到轻微伤的结论,辩护人有异议。而且即使有鉴定书,仅有其一人构成轻微伤,也达不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因此,只有“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情节可以考量。

关于“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这一情节,在起诉书中检方控诉潘某某伙同他人“持械”收走车辆。而在本事件中,检方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携带了枪支、管制刀具等,因此,辩护人认为并不存在行为人“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这一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第四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二)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事件中,行为人主观目的是为了收车,不构成“强拿硬要”;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也达不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强拿硬要的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没有鉴定报告、物价评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他情节也不存在。因此,本事件也不适用本条的规定。

因此,从本事件的性质上看,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2、检方指控潘某某带领公司员工到鹤壁持械、暴力收车,对店主实施殴打,破坏设备,被害人所受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与事实不符。该事件与潘某某并没有任何关联。

    检方提供的证据,被害人的陈述中,没有任何与潘某某有关的信息。无论是被害人的笔录,还是证人的笔录,都阐明不认识殴打他们的人。在被告人的笔录中,也没有任何与潘某某、甚至与该事件有关的信息。亦没有任何其他书证、物证、鉴定结论等证据证明,唯一指向潘某某的证据,是张某亮和姚某元的辨认笔录。但是对于该辨认笔录的真实性、证明目的,辩护人均有异议。

1)张某亮的辨认过程中,全程只有一名侦查人员,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条:“辨认应当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几名辨认人对同一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时,应当由辨认人个别进行。”之规定,该证据属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中“不合法定程序”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事件发生日期是2016514日,在事发当时,没有辨认笔录,张某亮的辨认笔录是20172月才补做的。案发当时场面很混乱,张某亮应该无法记清所有人的长相,况且,公安机关采集的身份照片和本人多少会有差异,但是时隔9个月,张某亮竟然能在连续辨认约5小时(自2017.2.1612:03开始,至16:56结束)的情况下,唯独只认错了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实在让人对其辨认的真实性难以信服。

2)姚某元辨认潘某某的时间,系201721613:30-13:45,而张某亮辨认潘某某的时间,为同日13:39-13:48,时间如此吻合,结合张某亮辨认笔录上只有一名侦查员签字的情况,辩护人认为检方有必要提供辨认当日完整的视频资料,且应当通知侦查员出庭作证。

3)宋某强的辨认笔录中,在含有潘某某的照片中,姚某元并未认出潘某某,而是认成另外一个人,崔元生。结合宋某强笔录中的陈述“不认识,但是要是看到照片我有可能会认出一部分人,我对当时在鹤亮名车广场大厅里指挥抬车的那个领头的男子印象深一些”,辩护人认为,如果潘某某当时参与了事件,宋某强应该是有印象的。但是宋某强并未指认潘某某,因此该证据应该能够佐证该事件与潘某某无关。

4)在询问笔录中,受害人、证人均称不认识打砸的人,陈述均无法证明潘某某参与了该事件。

因此,从证据角度讲,检方提供的仅有两份份辨认笔录,且辨认笔录中,张某亮的笔录不符合规定,应当予以排除,因此,仅剩姚某元的辨认笔录作为孤证。检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潘某某参与了鹤壁收车事件。

5)从主观上讲,被害人张某亮对于鹤壁收车事件的发生是有过错的。反过来说,参与收车事件的人,主观恶性较小。(第6卷第3页)“问:你被抢走的那两辆车是谁的?答:都是郭文龙放在我店里抵账的,这两辆车的行车证还在我这里,我可以向你提供。”结合检方提供的证据行车证、合同等,可以看出,张某亮是知晓该车辆所有权人不是郭文龙,因此,其原本不应该占有、控制该车辆。在该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其是有过错的。

综上,辩护人认为,鹤壁收车事件中,潘某某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四)对于检方指控的第四个事件——袁某连被打事件。

1、袁某连所述的殴打、辱骂行为,达不到情节恶劣的程度。

辩护意见同检方指控的第一个事件,新郑龙湖收车事件。有可能构成“情节恶劣”情节的,只有“二人以上轻微伤”和“随意殴打老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两种。但是本事件中只有袁某连一人受伤;且袁某连54岁,还未到法定退休年龄60岁,不应当被认定为“老年人”。且检方并未举证证明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故本事件中,达不到情节恶劣的程度。

2、检方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充分确凿的证明潘某某对袁某连实施了殴打行为。此处分析,会在质证意见中作出详细说明。

综上,就袁某连被打事件来看,并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五)对于检方指控的第五个事件——张某聪事件

张某聪事件中,除了受害人猜测性的陈述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该事件是潘某某所为。事故当天的监控视频与照片均不能看出与潘某某有任何关联。

故该事件与潘某某无关,潘某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六)对于检方指控的第六个事件——崔某华事件

该事件中,检方提供的证据既不足以能证明潘某某打伤了崔某华,也不能证明该事件构成寻衅滋事犯罪。

崔某华事件中,言辞证据有:崔某华的陈述,李某龙、许某成、李伟、张某聪、袁某连的陈述,朱某涛、席某林、翟某楠的供述;书证有:接处警登记表、崔某华手照片和正面照片。无鉴定意见。

1、言辞证据中,李某龙、许某成、李伟、张某聪、朱某涛在陈述中均明确说明是“听说”,而非其本人在现场亲眼所见。席某林的询问笔录中虽未明确是听说,但是庭审过程中,本辩护人提问其在该事件中是否在现场时,其明确说明不再现场。这些证人均不在现场,其所提供的言辞证据,只是道听途说,容易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客观真实性可言,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

其他言辞证据中,除了崔某华自述之外,只有潘某某和翟某楠的陈述。翟某楠称崔某华酒后去公司要欠款,是其摔碎公司的杯子在先,潘某某身边一个人和崔某华打起来在后。潘某某在庭审过程中明确,崔某华到公司找潘某某要欠款,当时崔某华喝了酒,在那说脏话,还把杯子砸了,把沙发砸了。崔某华摔杯子时手刮流血了。能相互印证的言辞证据,只有翟某楠和潘某某的陈述。该陈述表明是崔某华先挑起矛盾,且未提及潘某某有动手殴打崔某华。

综合言辞证据,相互印证的证据仅能证明崔某华到公司找潘某某要账,崔某华喝了酒,打碎了公司的杯子,不能证明潘某某无故殴打崔某华。

2、书证中,接处警登记表上日期是2017.1.3,处警情况是“双方自行协商解决,说明当时已经协商处理过;崔某华受伤的照片,拍摄时间为2017.1.5日,非崔某华所述发生矛盾当天,时隔数日的伤情,无法证明该伤系潘某某所致,辩护人对该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

3、该案件中,检方未提供崔某华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不能说明崔某华的伤情达到轻微伤及以上级别。

根据《刑法》第293条之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才构成寻衅滋事罪。检方指控潘某某殴打崔某华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其证据既不能潘某某有殴打行为,亦不能证明崔某华因殴打受伤,更不能证明其因潘某某殴打,伤情达到轻微伤及以上级别,情节恶劣,因此,检方指控潘某某殴打崔某华构成寻衅滋事罪,辩护人认为该指控不成立。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检方指控的事件均不成立。而且,从证据角度讲,每个事件均缺乏证明潘某某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的证据——财产损失达到二千元以上的评估鉴定报告、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司法鉴定意见。因此,辩护人认为潘某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且崔某华、陈某龙、韩某祥等人向检方提供不实证言,涉嫌诬告陷害,我方保留追究其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的权利。

二、开设赌场罪

辩护人认为,潘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但是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事件发生在2011年,距今已约7年之久。除了在2011年有短期的几个月开设赌场行为之外,并被治安拘留9天之外,便再也没有新的开设赌场行为。据此,辩护人认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且认罪态度好,请求法庭免除处罚。

三、非法拘禁罪

辩护人认为,潘某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但是事出有因,并非无故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潘某某、张某涛所有的车辆被两个东北人开走,二人不知道该车辆是被盗抢,还是其他原因,在通过GPS发现车辆的定位之后,为了追回自己的车辆,蹲点北京多时,才在高速路口找到该辆车。高速路口车多、车速快,长时间停留协商返还车辆的事极不安全,因此两个东北人跟随潘某某回郑州解决纠纷。主观上并非无缘无故限制两个东北人的人身自由,主观恶性小。

四、关于检方陈述的认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的规定,辩护人认为,首先,法不溯及既往,不应当用2018年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该法规颁发之前的行为,故从法的适用角度来看,本案不应当适用本法;其次,根据该指导意见,潘某某的行为亦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综上,请贵院依法判决。

    

                               代理人:马伟、叶珊

                               律所: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

   201867